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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达:麦卡锡 一个焦虑的时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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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的“制度内”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互动运作,它包含了看上去是非常对立的各方各面。

我有时候很纳闷,觉得美国是不是运气比较好。看看十九世纪末、哪怕二十世纪初,甚至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劳工照片,童工的童工,贫困的贫困,劳工生存条件还非常糟糕。这就是所谓“先发国家”:问题的发生发展、带来的冲击,无以预料。国父们在建国、制宪的时候,美国不但是农业国,还是个很落后的农业国。谁也没有料到,工业革命会以突飞猛进的势头冲击社会,突然大城市化、突然大批农民涌入城市转入工业。这也是自由经济的特点,它给人的创造力留下了很大发挥想象的空间,而创造力爆发的同时也可能引出负面效果,社会应对措手不及。法律制约和社会调整是跟在后面补救,跌跌撞撞、磕磕碰碰走来,却给所谓的“后发国家”提供了前车之鉴。

现在常听到一些后发国家要为自己犯的错误辩护,就会说:“你们以前不是也……”其实是不一样的,因为第一次遇到问题手足无措是很正常的,而后发国家可以有所防备,这条路别人已经走过,已经有了他人试过的种种药方。

这么看上去,这些在自由经济中航行、包括美国在内的先发社会,看上去好像也颇有点“摸石头过河”的意思。可是它怎么就没翻到河里呢?它虽然也有红色浪潮袭来,却逃过了被淹没。从美国来说,它有非常明确的定位方向,这是一个有稳定立国理念的国家,理念以宪法来表达,以法律制度来逐渐完善。

在突发的浪潮冲击下,匆忙应对的法律可能是过度却是应急有效的。在一个缺乏理念的国家,会迷恋强势控制,怎么有效怎么做,在不容置疑的前提下,可能会失去转折机会,走向另一个极端。美国始终没有丢弃宪法比对,挑战和质疑是时时发生的。宪法是它的明确目标,方向偏离太远,一定会停下来、纠偏,再继续前行。所以,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极端左翼冲击下制定的法律,首先是间谍法(这里指“1917年间谍法”及其扩张法案“1918年煽动暴乱法 ”) ,几乎从立法第一天开始,就在一系列的司法挑战之下。

前面说过,这是威尔逊总统在一次大战腹背两面夹击的情况下,推动国会制定的法律。除了针对间谍、更针对了反战宣传。这很好理解:一个国家确实不可能一面国内在大规模抵制兵役,而同时却要打赢世界大战。这个法律就把反战鼓动拒服兵役,归在了该法律界定的“干扰军队行动和取胜”罪行中。当时的美国邮局有权不送反战小册子之类,也是依据这条法律而来。

有关间谍法的几个著名案例,又有戴博斯案。只是此案非彼案,虽然是同一主角,已经不是上次提到的“戴博斯反叛”一案,而是戴博斯二十多年后因鼓动反战而引发的另一个案子了。

上次提到1894年“戴博斯反叛”,我想说说中国“体制内”概念和美国“制度内”概念的比较,听上去好像差不多,其实有很大差别。在中国“体制内”概念里,说起“体制内”,都知道是指政府机构这一大圈,民间的就是“体制外”了。美国不说什么“体制内”。民间不论是与官方互动还是对立,你只要以公开方式、光明正大地表达,哪怕公开挑战某条法律,都算是“制度内”运作。

比如说“戴博斯反叛”事件,不论组织工会、领导罢工、公开抵制挑战法院禁止令,事后接受法庭审理、上诉、接受判决,这些都没有越出制度之外。工会方的司法挑战,政府的处理方式,整个过程和细节当时和此后都一直是公开的,容许质疑。媒体可以报道、学者可以分析、全民可以讨论,这一切都是公开的。可以公开谴责任何一方,分析反省悲剧的发生究竟是哪一方哪个环节处理不当。麦卡锡深陷其中的人可能当时还是不认错,可是,通过这样的检讨反省,社会在吸取教训。每个事件发生,都在清理大家的认识,也修正或者推出新的法规来。这样的对抗都被看作是“制度内”的。而躲避法律制约、乃至要推翻制度的地下恐怖活动,才被认为是“制度外”运作。它除了引发社会恐慌,并不能带来任何制度上的进步。所谓“惧怕红色”,实质是美国人惧怕毁灭立国根基的制度颠覆。

美国的“制度内”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互动运作,它包含了看上去是非常对立的各方各面。

从1894年案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到,对戴博斯违法的惩罚是量刑适度的,也并不影响他的政治生涯,也就不影响他代表他的那部分民众作出表达,所以就有了下面的案子。

1918年6月16日,戴博斯在俄亥俄州公开演说,诉诸民众抵制美国政府决定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定,公开挑战间谍法。

他宣扬的是当时非常经典的社会主义者思路。一是阶级划分,否定美国的代议制民主,认为议员们大多是富人,所以对美国制度的理解应该是划分为:统治阶级、劳工被统治阶级,他们之间是阶级对抗。看戴博斯的照片,这个法国殷实人家出来的左翼政治家,绅士派头十足。他的讲话也反对知识分子,认为他们也是富人,是被统治阶级控制的帮凶,他们被美国民主、共和两大党控制,而两大党在他眼里既然都是资产阶级政党,就是一路货。他怀疑整个司法制度,认为陪审团是被统治阶级收买了。

在宣扬社会主义理念的同时,他的演讲主题是号召反战。他对民众宣传: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,如同中世纪欧洲贵族把自己的农奴送上前线打仗。他同时公开支持和声援已经被“间谍法”定罪的行为,其中主要是对斯康克案、洛思·哈立特案的声援。他们因号召反战、抵制兵役被定罪。

“斯康克对美国”(Schenck v. United States)一案非常出名,可以说是“地标案件”。因为它上诉到最高法院,由著名的霍姆斯官(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,Jr.)作出了对的重要解释。

霍姆斯官是美国司法制度的一个杰出代表。在一个劳工激烈冲突的年代,他以最大努力开启推动以立法来根本保障劳工权益。使得美国与欧洲相比,能以事半功倍在劳工权益方面取得同样效果,却减少了许多暴力。这种对比対后发国家其实很有现实意义:当时的欧洲或许没有选择,而今天的后发国家是可以有选择的。

斯康克是另一个叫“社会党”的左翼政党书记。在一战期间,左翼政党们基本都取反战立场,他领导自己的党印发了一万五千份反征兵传单,辛辛苦苦寄给那些征兵对象,号召他们抵制。这个行动正对正地撞在了间谍法的枪口上。待他的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,已经是1919年。

左翼社会主义者挑战间谍法,死死盯住的是宪法所保障的。作为案件的一个标志性判决,今天很多人对霍姆斯官提出的“清楚与现实危险”的测定原则,并不陌生。也都听说过霍姆斯官在整个案子中举的例子:“在拥挤的剧院谎叫失火”,不在受保护的“自由言论”之列。这个测定原则,至今被认为是対的保护,因为只要不会带来“清楚与现实危险”的言论,政府就必须容忍。

正因为它是一个的“正面”裁决,很多人也就没有去追问:那么以“”为诉求、引出这个“霍姆斯测定”的斯康克案,以及后来援引这个案例的一批左翼反战领袖们,他们的案子是赢了还是输了呢?

他们输了。因为“测定下来”,他们的言论恰恰在当时具有“清楚与现实危险”。

“斯康克对美国”一案在最高法院作出了9:0对斯康克不利的一致裁决,由霍姆斯官写出判词。官们认为:“许多言论在和平时期可以表达,可是,当国家处于战争状态,只要士兵们还在战斗中,这些言论就变得难以接受。没有一个法庭会把这些言论放在宪法保护之下。”那么战时言论受到怎样的限制呢? “对每个案子提出疑问,质问这些在特定环境的用词,是否会带来清楚和现实的危险,这些言论是否会带来国会有权阻止它的真实危害。”换句话说,这些在巨大战争危险之下受到限制的反战言论,若回到和平环境下,它们仍然受宪法保障。

戴博斯演讲中声援的洛思·哈立特(Rose Harriet Pastor Stokes),也是美国历史上出名的左翼女性活动家。当时左翼政党多如牛毛,洛思·哈立特最初是一个叫作“犹太裔美国人社会党”(Jewish-American Socialist Party)的领导人,后来成了美国的创始成员之一。她的出名和她的传奇婚姻大有关系。

美国真是很适合这样的国际性政党,人口组成本来就国际化。洛思·哈立特是个犹太人,出生在波兰俄占区的犹太人村庄,三岁移居伦敦,十二岁移民美国。很多人认为犹太人是右翼保守的,这个印象至少在美国是错的。知识分子最容易接受左翼思潮,而犹太人传统重读书,进入这样知识阶层的比例也高,这是一个重要原因。我看到过一份对犹太人的调查,即使在今天,美国犹太人还是左翼偏多。

洛思·哈立特能够用意第绪语和英语双语写作,就给犹太人和美国人的报纸同时撰稿。她是信仰“阶级两分法”的坚定社会主义者,却在一次采访百万富翁的任务中,爱上了她的采访对象史多可先生(James Graham Phelps Stokes)。本来是很好理解的事情,更何况这位“阶级敌人资本家”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。不过还是引起同志们不少非议。此后他们双双积极投身社会主义运动,在如火如荼的劳资冲突中,史多可先生积极支持工人罢工,很是能够经受考验。他的身份使得洛思·哈立特也格外引人注目。他们在1905年结婚。洛思·哈立特在名字后面冠上了夫姓,成了史多可夫人。她一直留在第一线,而史多可则逐渐退到写作生涯之中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,他们夫妇逐渐产生分歧。史多可先生是威尔逊总统的私人朋友,也支持总统对参战的判断。1917年美国社会主义者抨击美国参战计划,史多可先生因而,而且身先士卒,立即参军上了前线。洛思·哈立特一开始也赞同丈夫,认为德国是民主国家的威胁,她也离开了社会主义者的阵营,可是,她后来又开始转变,认为威尔逊总统推进的民主,与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国际社会主义的民主,是两股道上跑的车。她不仅返回原来阵营,而且走向这个阵营的最左翼,加入“左翼社会党”。这一萌芽后来逐渐成长,长成了美国的大树。

丈夫在前线浴血战斗,作为妻子的洛思·哈立特在家反战,她在全国旅行、演讲。后来,她给编辑的一封信里,强烈指责美国参战,认定政府是和奸商结盟。这封信的公开,引发广泛的公众讨论,也招致联邦检察官以违反间谍法对她提起诉讼,和戴博斯一样,她也在初审中被判十年监禁。但是她的律师马上成功进入上诉程序。她也就没有马上去坐牢。而且一刻也没有停止她的社会活动。

只是,无法想象一个自觉自愿、义无反顾投入战火的士兵,回来后和同一场战争的反战妻子如何再共同生活下去。政治理念分道扬镳,这对夫妇坚持了几年,最终还是劳燕分飞。

洛思·哈立特写了几本有关劳动妇女的书,他人研究她的书非常多,1992年,我家附近的佐治亚大学出版社,还出了一本介绍她的书《“我属于工人阶级”:Rose Pastor Stokes未完成的自传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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